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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写作详解:笔尖上的革命家

时间:2013年02月26日来源:百度文库作者:kcceo点击: 【字体:

[导读]: 鲁迅先生学问渊博,周氏兄弟为经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。先生的《魏晋文化酒和药》,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和《古小说勾沉》等著作,可见先生精湛的旧文学功底。先生为我国文坛巨匠,是我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奠基人。先生以鲜明的阶级性,用短小精悍的散文与杂文,作为匕首和投枪,无情地抨击了旧社会的残暴和黑暗,深沉地揭露了病态社会的各种畸形状况。表现了作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穷苦大众的同情,对统治者的予以无情的讽剌和鞭笞,表达了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。建国后,党和人民给予先生以崇高的评价。

鲁迅写作详解:笔尖上的革命家

    曾看到过很多的文化大家和批评家,在论评鲁迅先生的写作水平问题时,推崇先生前期的成功;认为之后的杂文写作,是先生写作水平下降的明证。鲁迅先生的写作水平,是否是越来越走下坡路呢?我想,对于这个问题,每个观察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。文学常识,尤其有着朴素道理的普通文学常识,能帮助我们做最恰当与最贴切的分析。

    自然,我也是有自己的理解的。我的阅读感觉和研判剖析,鲁迅先生学生时代,在日本的前期创作水平,就是先生以后同时代的某些名家和名教授们,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标杆。鲁迅先生越到后来,写作技巧越炉火纯青而挥洒自如了。关于这一时期的比较,先生的论敌已经给了答案,不用我来画蛇添足了。

   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,鲁迅在《文艺与革命》一文中,针对某些革命文学家鄙薄写作技巧的倾向,提出文学作者应当“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,不必忙于挂招牌。”他说,“一说‘技巧’,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。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,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,这正如一切花旨皆有色(我将白也算作色),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。革命之所以于口号,标语,布告,电报,教科书……之外,要用文艺者,就因为它是文艺。”几年之后,他在写给李桦的信里,更明确地指出:“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,这是不错的,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,往往忽略了这一点。所以他的作品,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。正如作文的人,因为不能修辞,于是也就不能达意。”在致陈烟桥的信里又说,“单是题材好,是没有用的,还是要技术”。在其他的书信和文章中,鲁迅多次表明这一观点,强调写作技巧的重要性,希望文学作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,努力钻研写作技巧,掌握写作技巧。

    鲁迅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。古人早就提出:“言之无文,行之不远”。今天,当我们为实现“四化”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执笔的时候,学习和运用鲁迅关于写作技法论的原则指示及具体方法,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,有效地提高作品质量,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,推动历史前进。

    鉴于鲁迅写作技法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,本文只能择其要者,概述于下:

    鲁迅论人物塑造的方法

    首先,鲁迅认为我们要塑造的人物,不是作家主观想像的产物,不能违背生活实际去凭空捏造。

    鲁迅在描写闰土的形象时,他用“少年润土”和“中年润土”的形象作对比,纯用白描,让读者在图像式的比对中,自行体会主人公在生活煎熬中的外形和心理变化。“少年闰土,他正在厨房里。紫色的园脸,头戴一顶小毡帽,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,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,怕他死去,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,用圈子将他套住。”

    二十余年后的闰土形象是这样的:“过来的便是闰土,虽然我一见,便知道是闰土,但又不是我记忆中的闰土了。他身材增加了一倍,先前紫色的园脸,已经变成灰黄,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。眼睛也象他的父亲一样,周围都肿得通红,这我知道,在海边种地的人,终日吹着海风,大抵是这样的。他头上一顶破毡帽,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,浑身瑟索着;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,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园实的手,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,像是松树皮了。”

    《故乡》是通过闰土的外貌、语言、举止和内心的变化,来反映旧中国农村破产给农民带来的苦难。通过二个片段外貌变化,我们看到闰土从丰满、健壮、生气勃勃到干瘦、衰老、病容满面的巨大变化,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。作者通过二张肖像式的画面,将人物的神态,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    其次,鲁迅认为塑造人物必须以实在的人物作为模特儿。

    他说:“我们的古人,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”,并且言简意赅地指出:“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,有两法。一是专用一个人,言谈举动,不必说了,连微细的癖性,衣服的式样,也不加改变。……二是杂取种种人,合成一个,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,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。但因为,‘杂取种种人’,一部分相象的人也就更其多数”。《儒林外史》的写法就属于第一种,正如鲁迅指出的:“《儒林外史》所传人物,大都实有其人,而以象形谐声或喻词隐语寓其姓名,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,往往大得八九”。譬如书中杜慎卿的原型为青然,杜少卿的原型是作者自已,马二先生的原型是作者的挚友冯执中,等等。鲁迅塑造人物则常用第二种方法,就是把若干生活原型的某一方面,经过艺术概括,“拼凑”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典型。他说自己“没有专用过一个人,往往嘴在浙江,脸在北京,衣服在山西,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“在日常生活中,“偶然有一点想头时,便先零碎的记下来,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征时,也是如此。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,觉得人物有了生命,这才将段片的凑成整篇的东西。”

    著名的阿Q这一典型人物,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鲁迅曾说过:阿Q的模特儿之一,就生活在一个“小城市中,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”。还有人曾提供一个情况,在鲁迅故乡有个名叫谢阿桂的乡邻,某些事迹就和阿Q相似。这个谢阿桂给人家打过短工,也做过掮客,为生活所逼还做为小偷。辛亥革命后,他曾对鲁迅叔辈亲属周子衡说过,“你们总比我有”“我们的时候到了,到了明天,我们钱也有了,老婆也有了。”至于专给别人舂米的,却是阿桂的哥哥谢阿有。阿桂和阿有两个都不曾闹过“恋爱的悲剧”。但在鲁迅故乡确实发生过一个破落纨袴子弟向女佣下跪的丑事。那个人叫周凤桐,他母亲早亡,父亲外出不归,小时住在外婆家,后住周氏门房里,三日两餐过日子。曾作为药铺店伙,不久辞退。整天游手好闲,一样力气活也干不来。有时也做做小买卖,却连本钱和竹篮都付了酒钱。关于他向女佣人下跪一节,同阿Q所为颇相近似,只是事后未曾像阿Q“赔罪”,更未交地保处置。然而,鲁迅把生活中听见或见过的这些人、事加以典型化“拼凑”,于是阿Q就创造出来了。

    对于“专用一个人”和“杂取种种人”这两种方法,鲁迅认为各有优缺点:第一种方法专取一个人为模特儿,“这比较的易于描写,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爱的角色,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”,这就容易抹煞人物典型的社会意义;第二种方法的优点是概括的范围广,“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结合”,但写起来“有一种困难,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。一气写下,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,尽了他的义务。但尚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,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,性格也许变变了样,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”。而如果专用一个人做模特儿,就可以没有这弊病 。鲁迅对两种人物塑造方法的意见是全面的、辩证的,并不厚此薄彼。因此,作者运用哪种办法描写人物,就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和创作经验加以抉择。

    第三,鲁迅十分强调描写人物应努力写出人物的灵魂。

    他说:“忘记是谁说的了,总之是,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,最好是画他的眼睛。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,倘画了全副的头发,即使画得逼真,也毫无意思。”显然,鲁迅在这里所说的“画眼睛”只是个比喻,是强调要写出人物的本质特征,而不是要作者去追求外表的真实。所谓“画眼睛”,就是“写本质”,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通过眼睛,最容易窥见人物心灵的秘密。那末,怎么“画眼睛”呢?鲁迅强调描写人物时必须排除各种生活的表面现象,应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,努力揭示人物灵魂的秘密。他在评论俄国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时,一方面反对作家逆来顺受的忍从,另一方面又赞赏作家对灵魂开掘之深。鲁迅是这样说的:“

(作者:戴老师 编辑:kcceo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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